ちいさい。ふかみどり Hualien, Taiwan

這真是一本行文既流暢又感人的民族誌。Kathleen M. Adams自1980年代投入對Toraja進行人類學研究迄今，業已二十餘年。她在這本夾議夾敘的民族誌裡，一方面論證Toraja將他們的傳統文化再現為各種藝術形式，其對於認同（identity）乃生發著微妙而具能動性的力量，一方面也娓娓地敘述自己身為一位人類學研究者，在田野裡與當地人、報導人的互動，及她所看見與感知的外在環境與變遷。
選擇以藝術（品）來談認同問題，我想是這本書最大的宗旨，換言之，這是一本從物質文化（material culture）來看認同所經受的一連串社會過程（social process）。Toraja是以伊斯蘭為國教的印尼這個國家中少數信奉基督宗教的一支民族，他們主要的住居地位在蘇拉維西中部內陸，與Bugis及Makassar相鄰而居。雖然改信基督教，但在Toraja原來的文化裡，傳統家屋的船形屋頂、盛大的葬禮慶典，及以雕像的方式紀念逝者並鑲入岩壁等風俗，對西方人來說特別具有一種奇風異俗的魅力。晚近，隨著資本主義興起的旅遊觀光業，為Toraja帶來可觀的文化財。Adams在1984年第一次以研究生的身分深入Sa’dan Toraja，就是為了研究他們在經歷改宗、現代化與觀光旅遊的過程中，其族群與藝術的變遷（頁1），甚且Adams所觀察與研究的對象，不只是Toraja人，也包括在不同的情境下與Toraja有所互動的各種局外人（包括非Toraja的當地人、政府官員、旅遊業者、觀光客等等），Adams清楚地意識她的研究興趣乃在探究不同的群體在Toraja的文化上如何企圖操作控制關鍵物的流動意義（頁9），而這些關鍵物即是將Toraja傳統文化裡的船形屋頂、人偶雕像具現在各種小裝飾品、紀念品、旅遊手冊、博物館…上。
Adams首先贊同並援引Robert Plant Armstrong將藝術視為一「讓人感動的展呈」（affecting presence）的概念，認為透過藝術（品）所包含的故事，以及它們在重要事件發生時反覆地展演，或者經由它們與特殊文化符碼的聯結，這些特定的東西便飽含有情感的力量，能對認同發生作用，並且對不同的人生發不同的意義（頁10-11）。傳統觀點認為藝術是社會關係的被動反映，換言之，例如當Toraja面對觀光旅遊的衝擊時，他們的文化與藝術只是被動地遭到資本主義的消費，然而，透過細密的參與觀察，Adams批判地指出Toraja在他們對藝術（art）的展現上具有積極的能動性（agency），一方面藉由藝術再現重塑其族群認同與聲望，挑戰不平等的社會關係，一方面也主動轉化外來資源（如人類學家、觀光客），借力使力以擴張自己的認同與文化。
閱讀本書，對於曾經到訪過蘇拉維西首府Makassar的我來說，特別感到興味盎然。除了瞭解藝術（art）或物（objects）在identity negotiation上具備政治性的意義與力量外，Adams以一位女性研究者所寫下的各種田野經驗與心情，提供給我不少下田野該有的心理準備，包括華人處身印尼可能必須留意的安全問題。只是，當讀到Toraja人跟Adams說：「我們是心腸好的人。Toraja是安全的──如果觀光客到處走來走去，我們不會去煩他們。但是如果他們去到Bugis那裡，他們一定會被騷擾。」（頁13）「你們人類學家很聰明，知道要來這裡，而不是去找Bugis人。他們的文化不那麼有趣，而且，他們是靠不住的。……Tana Toraja有很豐富的文化──你來這裡是來對了。」（頁19）我不禁心裡打顫，捫心自問：我可有什麼本事去研究Bugis呵？！還是我也可能遇到一個好心的Bugis人∕家庭，友善地敞開雙臂跟我說：it is good you come here.
最後，再回來看這本民族誌。Adams在最末一章提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名Toraja遺產列入世界遺產（World Heritage Sites）候選名單，當時人在芝加哥的她汲汲想聽聽當地人對這件事情的反應與意見，但她因照顧出生不久的女兒無法前往，只好託友人從蘇拉維西帶回來她報導人的談話錄音：
我把卡帶放進去，就聽到Ambe’ Landang熟悉的聲音，那經年抽煙的沙啞，瀰漫整個房間，背景裡還有著蟋蟀和公雞的唱和聲。Ambe’ Landang詩意地歡迎我的先生和小女嬰也到「我們Ke’te’家族，我們的tongkonan 」。（頁214）
我猜想聆聽的這一刻，Adams應該感到既悸動又幸福罷！千山萬水之外，異文化裡的友朋把你當家人看待，這大概是人類學家備嚐田野工作點點滴滴的艱難與辛苦，而收穫的一種美麗與滿足──認同。